我去抢劫,就是为了进来坐牢治病,

“我去犯罪，就是为了能在牢里治病。”

这可不像是在拍电影。被审讯的年轻人叫作王新，今年19岁，他说自己患有严重的“社会恐惧”，大脑一片混乱，根本没办法集中精力工作和工作，“我想进监狱，因为监狱可以让我暂时摆脱外面的世界，摆脱人群。”

上海市松江区检察院于年2月10日在其微博中发布了一则案件：年大年三十晚上，王新进入一家超市，拿着一把水果刀，想要进行一次“抢劫计划”，但超市的店主认为他是在和自己开玩笑，并没有理会。

不得已，王新只好在一家杂货铺前，主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向警方报案。被捕后，司法部门找来专门的专家做了心理测试，得出的结论与王新在年初自己做的诊断相符：他得的是一种“混合焦虑症”，经常会出现思维混乱、情绪激动等症状。

与许多年轻人在网上以“社恐”来自嘲相比，“社恐”的确是一个不容小视的心理疾病，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美国心理医生协会（JusticeofAmericanMedicine,Justice）于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指出，社会焦虑症（SAD）以对社会环境产生明显或明显的恐惧和忧虑为主要特点，且极易受到别人的评判。

很多病人都会被吓得瑟瑟发抖，甚至还有抑郁症、强迫症等疾病，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工作、学习都有很大的影响。美国进行了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结果显示终身社会恐惧的发生率为13.3%，它是仅次于重度抑郁症和酗酒的心理疾病中排名前三的疾病。

一种鼻腔喷雾类药物在年1月通过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CDE）的审批，该药物主要是针对社交焦虑症患者的。新浪微博上关于社交恐惧的讨论，几天之内，已经有了将近四百万的点击量，很多人都知道了社交恐惧的事情。

据《南方周末》报道，年2月27号，我国CDE网站上，除最新批准的一项针对SAD患者的鼻喷雾类药物之外，共有11项针对“社交焦虑”症状的临床研究，其中6项为“已完成”，3项为“正在征集”。

“社会恐惧症，现在还没有特效的药物，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除了药物之外，还有一些精神方面的疗法。”侯彩兰，医院的精神病院院长，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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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恐”？

“一般人在春节的时候都会觉得吃不消，更别说那些有社会恐惧的人了。”31岁的小田在现实中一直很安静，只要有人来，他就会找个地方躲起来，尽量不让自己在“那种场合”说话不利索，身体颤抖，出汗，即使今年过年，他也是独自一人度过的。

“他们害怕去大的地方，害怕在大的地方，看到熟悉的人，会手足无措，脑子里一片空白。”小李工作于浙江宁波，那是一座拥有九百四十万人的海滨大城，每逢假期，无论是天一阁还是老外滩，亦或是东钱湖，都会非常的繁华，不过他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只喜欢一个人呆在家里，看着自己的手机玩，才能让他感觉很舒服。

小李用“混日子”和“无趣”两个词来概括他现在的生活状况，“我觉得每天都在打转，没有任何指望。”他也尝试过寻找精神科医生，但是由于高昂的医药费和常规的随访，他不久就放弃了。

和小李一样，患有社会焦虑症的人还有很多，甚至许多名人也表示自己有这种病症。“社会恐惧”这个词，百度论坛“社交恐惧症”拥有多人，帖子数量超过了5百万，同时，“社恐”这个词，也成为了豆瓣和知乎上的热门话题。

在论坛上到处能看到这样的贴“一个人孤苦伶仃，有没有其他人帮忙寻找工作？”“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工资一落千丈，我好担心。”“某某药物对我的身体有什么影响？”

与人们常说的内向、羞涩、不爱说话的性格不一样，在社会环境中，社恐病人对自己被赋予消极的评价感到恐惧，他们会出现脸红、发抖、流汗、结巴或呆滞等焦虑的症状。并且，这些恐惧和焦虑不是偶然出现的，它们会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产生不同的预期焦虑和惊恐发作，即使是几年以前的社会情景，也可以继续让人的精神紧张。

与人们常说的内向、羞涩、不爱说话的人不一样，在社会环境下，他们担心自己会受到消极的评价，会出现脸红、发抖、出汗、结巴或呆滞等焦虑的症状。

在美国进行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流行病调查显示，在性别上，妇女比男子的比例要高得多（大约为2.5:1)；在年龄方面，发病的中位数是13,75%的病人发病在8-15岁。

目前中国尚无与之有关的流行病学资料，但近年来已有多项关于焦虑症的研究成果问世。

在中国，除老年性痴呆外，所有类型的精神疾病在12月份的发病率为9.32%，以焦虑症为最，达到4.98%。

年10月，《中国少儿心理疾病流行病学》发布，我国少儿心理疾病患病率为17.5%，以焦虑症为主的4.7%，仅排在第一位的注意缺陷多动症（6.4%）之后。

本项目是中国首次开展的全国范围内首次开展的少儿心理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历时9年，共收集了超过例6-16岁的少儿心理疾病数据。

侯彩兰解释道：“社会恐惧在青春期和成人初期都很常见，从初中到大学，他们对社交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社交有困难时，才会向外界求助。”

虽然比较少见，但成年人也会有一定的几率得社会恐惧，例如遭受过一次压力或屈辱的事情，其中老年人的社会恐惧则会由于肢体功能丧失、自我意识降低等而很难被发现。

2

“我也没办法了”

国外和国外的研究都表明，社会恐惧是一种很难自行消退的慢性病，一经诊断就必须进行有效的干预。

对于医生来说，社会恐惧症很难处理，但有一个很好的诊断方法，可以用来判断社会恐惧症的严重性，也可以用来减轻社会恐惧症的症状。

侯彩兰说，现在的治疗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药物疗法，一种是精神疗法。

常用的药物有抗抑郁及抗焦虑等。一般用于心理治疗的是一些特殊场合和特殊情形的行为治疗，比如系统脱敏和暴露冲击疗法，让病人能够正视而不是逃避。

在年1月，我国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一种1类药物的临床研究。（CDE官方网站截图/图片）

还有一些研究显示，将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相结合，可以明显地改善社恐症患者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焦虑、担忧和恐惧等症状，并帮助提升患者的自我认可。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我国医学领域关于社交焦虑和社交障碍的第一篇论文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研究的目标包括留守儿童，福利院的儿童，离异家庭的青少年，以及有残疾的青少年。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精神问题，医院检查的原因；有的人被确诊为社交恐惧症后，因为不能很好地配合，就会逐渐放弃。

“就像很多精神方面的问题，社交恐惧也有可能导致患者对药物的依赖性较低。”侯彩兰注意到，行为疗法会让病人接触到一些让自己感觉不舒服的地方，从而对此有抗拒，还有一些病人担心见效慢，治疗时间过久等，渐渐不愿再来。

央视新闻在年10月曾报道，医院的小儿、少年精神障碍病人呈快速上升趋势，患儿入院需等待一年以上，而部分父母因不清楚病情而延误了患儿的诊治。

在这段时间里，许多人不得不待在家里，许多人的日常生活都被语音连线和虚拟会议所代替，有些东西在悄然改变着。

“一部分医院就诊了”。侯彩兰表示，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尽量不出门，出门都带着口罩，这也使得社会恐惧症的病人有了一种“安全感”，出门、看病更加方便。

做了这么久的精神科医生，侯彩兰也不能完全的接受这个结果。她相信，在短时间内，社会恐惧症的人会有更多的独自一人的机会，以减轻来自社会的紧张感，但如果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外界的激励和锻炼，他们的情况也会变得更糟。

“我在采访中遇到的，都是一些缺乏耐心的家长，他们的教育方式非常简单，只注重学业，缺乏陪伴，缺乏互动，缺乏尊重，对儿童社会需要的反应也非常迟钝。”精神病专家刘振东坚持将自己的名字从“患者”改为“病人”，改为“受访者”。

任医院的刘振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不希望让那些天生聪明、提前成熟的儿童承受更多的负担，但他也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所处的低落的社会气氛将成为他们治病之路上的“绊脚石”。

“许多面试者的治疗都中途放弃了，完成治疗的占了极少的一部分。一方面，父母们都在忙于赚钱，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医院，另一方面，他们的孩子也在忙于学习，所以，他们也就只好这么干下去了。”在医疗行业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刘振东告诉《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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